| 失去祖国的孩子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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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“不能去，不能去！”
弟弟挺直了身子，怒气冲冲地问：“为什么不能去？”
我告诉他：“杨老师好几天没到学校了。听说，他家的周围总有便衣特务监视，还有人说，他印过‘反满抗日’的传单，和游击队还有联系，日本人怕是不会放过他哩！”
弟弟沉默了，使劲地咬着牙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两手不停地扯着床单，两眼射着火一样的光芒。
锁柱吃的大米，只剩下小半碗。妈妈为了使他高兴，特意做成大米饭给弟弟吃，让我关上门，到院子外边去放哨。忽然，街上有人往后街跑，刚吃完饭的弟弟，也跑到门口观望。有个同学惊慌地对弟弟说：“锁柱，不好了，日本人来捉杨老师啦！”
弟弟一听要捉杨老师，全身就像触了电一样，撒开腿，飞也似的向后街跑去。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。
后街的两旁，站了不少乡亲，都在窃窃私语。一辆两匹大洋马拉的马车，风驰电掣般向这边驶了过来。前座上，坐着驾车的日本兵。车座里，杨老师被反绑着。弟弟一看见杨老师，全身像着了火，挤出人群飞跑着追了过去。他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辆马车，坐着松本、日本宪兵和警官，正飞奔过来。马车把弟弟撞倒了，右车轮从他的肚子上轧了过去。
马车停了下来。两个警察向这里飞跑着。松本回过头一看，一个小孩横躺在车轮下的血泊里，已经断了气，小嘴旁边却有一撮大米饭。他严厉地对两个警察吼着：“大米饭，大米饭，你们看清的？……经济犯，经济犯……”
两个警察立正站着：“是！”
松本掀了掀鼻子，向身旁的日本宪兵一挥手，马车“咯吱吱”地驶走了。
我吓得掉了魂，没命地号哭着跑回家中。妈妈一听弟弟惨死的消息，当时晕了过去。我又跑到源茂烧锅去找爸爸，爸爸正在劈样子（即劈木柴）。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急忙和我一起奔到后街。邻居张大爷见爸爸急如星火的样子，拦住他低声说：“大老郭，你可不能去呀！孩子是死了。你要去认尸，他们会抓你的经济犯哩！”
爸爸的脑瓜像遭了雷击一样，一时六神无主，停住了脚步，远远望着弟弟的尸体，眼泪像雨水似的流泻着，喃喃地说：“柱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是爸爸害了你……我不该……让你一人在家，不该……买大米给你吃呀……”他悲痛地哽咽着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张大爷拉着爸爸的手：“先回家吧，到晚上，再把孩子偷回来，安葬了。”
天黑下来了。没有月亮，也没有一颗星星，四下黑沉沉、静悄悄的，只能听到柳河潺潺的流水声。爸爸妈妈和我，怀着对弟弟无限的怜爱，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，摸索着来到后街。我们指望着把弟弟抱回来。可是，弟弟已从街心被人挪到路边。电线杆上，挂了一盏马灯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站着两个木头人似的警察。噢，收尸已不可能了，我们一家人低声哭泣起来，就和柳河水在低声呜咽一样……
骤然，墨黑的天空里，闪电像一把长长的利剑，从密布的阴云中劈刺下来，接着是轰轰隆隆的雷声、摇天撼地的狂风。
闪电，惊雷，狂风，既是对无辜死者的哀悼，也是对侵略强盗的控诉……
1945年的“八一五”，日寇投降了，东北光复了。我念完了师范学校，当了小学教师。每当清晨和孩子们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时，我总想起弟弟，想起他用一双祈求的大眼睛，急迫地问我：“姐姐，咱们是中国人，真的吗？”亲爱的可怜的弟弟呀，你只活了七岁，没有看到祖国的解放。我用内心的声音回答弟弟：“是的，咱们是中国人；而且，我和我的学生们，都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了！”
祖国，伟大的母亲，我们热爱你，和你永远不分离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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