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专访李安的老师与朋友 谈李安成功背后的点滴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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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10月，台湾的“影评人协会”有8个人参加第二届“上海国际电影节”，蔡国荣夫妇也是其中之一。
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。对这享誉已久的“十里洋场”，大家都倍感新鲜，不免到处走走看看。
但在所有活动中，蔡国荣夫妇除了与我们去“王宝和”吃了一次大闸蟹外，几乎都待在旅馆里，足不出户。
我不免好奇，问他在忙些什么？
只见他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在赶一个本子。”
我说：“赶剧本在台北赶就好了，干吗大老远跑到上海来赶？”
他没正面回答我，反问了我一句：“王度庐的作品你过去有没有读过？”
我问：“哪一部？”
《卧虎藏龙》！
没想到，这与李安有关。
再见李安：已是知名导演
1998年的夏天，蔡国荣约我与曾西霸下班后到“京星”去饮茶。那时我还在《台湾新生报》上班，蔡国荣在《中国时报》编影剧版。
晚上12点，“京星”里高朋满座，我第二次见到李安，也许是晚上，他穿得很轻松。这时，他已是知名的导演了。
我们边吃边聊，但大部分的时间，李安都是静静地聆听着，他的话不多，偶然说上几句，也都是要言不烦，没有什么“嗯、啊、我觉得、似乎是”等等之类的废话。
但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骗，以为他不会坚持己见，或偶尔人云亦云。
对此，蔡国荣就说：“李安导演外表谦和，个性看来十分温婉。但其实他并不是如他外表那般，可以轻易说服他或改变他的想法。”
“在筹备《卧虎藏龙》的时候，他虽然初次尝试拍武侠电影，但他其实蛮有想法的，而且对很多观点或看法是很坚持的。因为他个性谦虚温和，因此往往又表达得不是很明确，对编剧而言，就增加了琢磨的功夫。”
蔡国荣坦承，那段时间，为《卧虎藏龙》的剧本，确实沟通得很辛苦。
《卧虎藏龙》最早的剧本架构，大约都出自蔡国荣之后，特别是他把那个捕头“一朵莲花”刘泰保的角色做了调整，让三位主角的戏得以凸显，功不可没。
然而，《卧虎藏龙》正式上映时，编剧变成了“王蕙玲、詹姆斯、蔡国荣”三个人，不仅多了两位，里面还有个外国人，蔡国荣在顺位上变成了“第三者”，这一点，蔡国荣始终不愿多做说明。
《卧虎藏龙》的“最佳外语片”始末
《卧虎藏龙》在2001年获得奥斯卡“最佳外语片”及“最佳艺术指导”(叶锦添)“最佳摄影”(鲍德熹)等奖。对台湾而言，最有意义的当然是“最佳外语片”这个奖项。
因为其它奖项的报名、入围、得奖，都是发行公司“哥伦比亚”报的名，只有“最佳外语片”是中国台湾报的名。
《卧虎藏龙》那年能代表台湾报名奥斯卡角逐并得奖，与我大有关系。
台湾每年都会找几位与电影有关的人士，选一部当年的台湾电影报名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。
2000年11月的某一天，电影处找了电影导演黄玉珊，电影学者曾连荣、刘立行，还有文化评论者谢鹏雄及笔者五人，在下午五时半左右于新闻局电影处碰面。
负责这项业务的科长是陈德旺。大家先吃完了便当，就在一张小方桌前展开讨论。那一年共有三部影片被提出来角逐：张作骥导演的《黑暗之光》，中影公司出品、柯受良主演的《条子阿不拉》及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。
第一轮投票，《黑暗之光》两票(黄玉珊、刘立行)、《卧虎藏龙》两票(曾连荣、王清华)、《条子阿不拉》一票(谢鹏雄)。
《条子阿不拉》先淘汰出局。
接着开展第二轮投票。投票之先当然还要有一番讨论，那时，整体形势是倾向《黑上一页 [1] [2] [3] [4] [5] 下一页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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